「边疆时空」赵艾东｜民国初年英国在康定设领事馆的用意与启示

发布日期：2024-09-19 17:23

来源类型：汪星人热剧 | 作者：阿格尼·格鲁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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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情报搜集与外交推进：1913-1922年英帝国在康定设领事馆之用意及启示》

赵艾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研究和硕博招生方向：中外交流史、世界区域与国别史（含美英涉藏、近代西南边疆）。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首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摘 要：文章简要梳理了19世纪中叶至民国初期英帝国在中国及中国西南边疆侵略、扩张的历史脉络，分析了1913-1922年英帝国在康定所设领事馆分馆的缘由与用意及其三位领事的活动，探讨英帝国如何通过搜集所需情报并采取相应外交手段对中国西藏以及整个西南边疆展开侵略扩张，这对今天大数据时代边疆地区的数据安全问题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情报；数据安全；英帝国；康定（打箭炉）；领事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西部汉藏结合部的康定在近代以来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868年英国人首次进入康定（1908年前通称打箭炉），1913年10月英帝国在康定设领事馆分馆，1922年撤馆。英帝国为何垂涎位于西南一隅的康定，派外交官驻当地的用意何在？国内学者房建昌对康定领事分馆两位领事的生平与活动有所介绍，梁俊艳研究了第一任领事及其活动。在其基础上，本文主要利用英文论著和文件等史料，将康定领事分馆的设立缘由与用意置于19世纪中叶至民国初年英国对中国西藏及其整个西南边疆侵略扩张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认为该时期英国采用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大量情报与外交推进紧密配合的方式来一步步达到侵略和控制西藏以及整个中国西南边疆的最终目的。在此过程中，英国在康定设领事分馆主要是为了长期经营康藏地区，充分发挥其领事馆身处藏地的前沿优势，以便进一步搜集所需情报和采取相应的外交手段，是英帝国侵略西藏以及整个西南边疆的关键性环节。

一、首位英国人入康定考察前英国在中国所获侵略权益及迫切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将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为在华侵略和殖民扩张的“合法”保障和基础。1842—1860年间中英不平等条约主要围绕贸易进行。当时英国作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发展，商品产量大增，急需开辟新的海外市场。因而英国在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要求开放通商口岸，主要为了扩大贸易对象和输出商品。从该时期先后签订的条约可见1868年首位英国人入康定考察之前英国通过签订条约所获相关侵略权益：1942年中英订立《南京条约》，清廷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增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淡水为通商口岸；天主教等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英国人可住内地、游历和通商；英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原称《中英续增条约》）开天津为通商口岸。总之，这些条约使英国势力已达华北天津、华南广州、长江中游汉口等地，为其进一步向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扩张创造了条件。接下来，英国自然将目光投向中国西部和西南边疆。

19世纪中期英国成功打开中国沿海及长江门户后，企图从两个方向打开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大门：一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便不断寻找从越南、缅甸、印度进入云南和西藏的通路，极力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二是从华东地区长江流域下游进一步向长江流域中游和上游的广大内地伸进。英国从这两个方向扩张的最终目的是企图打通贯穿中国华东、华西并一直通往印度的商路，将整个中国与印度两国之间的地区置于其控制下。因而，英国对中国西南地区当时虽知之甚少，却甚为乐观地预计该区域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力，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便开始筹划实地考察的行动。总之，想方设法地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边疆考察是英国在华进一步侵略扩张的迫切需要，也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一步行动。而推进在康藏地区考察的行动则是英国商人与外交人员联合进行的。这便是首位英国人唐古巴（T.T.Cooper）进入康定考察的直接动因。

二、1868年进入康定的唐古巴所搜集情报及其外交影响

唐古巴是1877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之前进入康定等康藏要地的唯一英国人。他从头至尾的相关行动都与英国在华外交人员对其支持分不开。首先，就最初考察的缘起而言，他是“在英国驻沪商人的鼓动与领事的支持下”开始筹划考察的。接着，他在华东为考察做各种准备时得到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大力支持。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和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不仅对其计划表示支持，后者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明确指示若有意料之外的额外费用产生，“准由英国使领公费项下拨款予以补助”。上海和汉口的英国领事馆则帮助他获得进入内地的通行证。但实际上，当时唐古巴得以进入康定并穿越康藏地区而南下云南或前往拉萨的可能性极小，这是英国自18世纪在亚洲和中国的侵略活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英国所诱发的清廷与廓尔喀（今尼泊尔）之间的战争结束后，1793年清廷实行闭关自守的外交方略，将西藏（今西藏自治区的大致范围）的大门关了起来。西藏成为西方人不得进入的“闭锁之地”，东以金沙江以西的宁静山顶（今属西藏芒康）所立界碑为界，山顶以东属四川省（而实际上，企图入藏的西方人最多只能行至巴塘境内金沙江东岸的渡口）。此后，金沙江以东康藏地区（以今甘孜藏族自治区为主体部分）的官民僧俗与西藏的一样，也养成了极端仇视英国人的心态，将英国人视为来侵占家园的敌人。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从中英外交条约上讲，虽然唐古巴获得内地通行证后便可进入属四川省管辖的康藏，前往康定等地，但实际上，康藏各方人员往往会制造各种理由，千方百计地阻止各种西方人的进入。西方人即便偷偷进入了康藏，一旦被当地人识破，也会得到当地衙门官员的“巧妙”安排，不得不尽快离开，几乎没有可能渡过金沙江并前往拉萨。因而，考察商贸与商路心切的唐古巴不得不乔装成汉人，混入打箭炉，随后经过理塘到达巴塘。他在企图前往拉萨和云南受阻后，只好折返康定，从进入康定的原路离开康藏并返回华东。尽管如此，唐古巴在康定等康藏要地短暂逗留期间，对该地区自然、文化、社会、经济、民族、商贸等方面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细致的观察和考察，还从已在康定居住了数年的天主教神父那里获得了宝贵和丰富的情报。从考察结果与所获情报看，其此行大大超出了最初所构想的“探寻一条以上海为起点，沿长江上溯，最终通至印度的商路”的考察目的。因而唐古巴随后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论著对英国极为重要，其详细报告交给了英印政府，引起英国及英印政府的高度重视。其建议被今天的学者评价为“英帝国向外发展史上之一重要文件”。

可以认为，唐古巴对随后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和西藏的侵略活动起到了引领方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他通过对四川砖茶制作的探访和川藏边茶贸易的考察，提出通过印藏茶贸易实现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扩张，必要时应以武力强行打开西藏市场。他向英政府指出：汉藏官民极力抵制印茶入藏的根源是因砖茶是藏民的首要生活物品，动摇西藏现有统治根基的妙计就是打破清廷与西藏地方政府对砖茶贸易的垄断，以印茶取代砖茶。他比较了印茶与川茶的特点，估算了砖茶的年消费量，指出印茶入藏可获巨额经济利益。其次，他所获有关康藏丰富天然资源和矿藏的情报使英国看到了康藏地区本身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因而极为关键的一点是他通过实地调研将康藏地区与英国侵略西藏的问题和目标联系起来了。第三，在唐古巴及其他到西南地区考察者的情报基础上，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兴趣大增并展开了与清王朝的较量。

当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评价唐古巴是“唯一亲身经历并透彻地了解中国西部的英国人”。因而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的涉藏专条明显有唐古巴的影响。该条约既使英国获得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合法条约权利，也使英国与西藏从此发生正式关系。从19世纪下半叶英国侵略中国西藏及整个西南边疆的过程来看，《中英烟台条约》涉藏专条的产生标志着英帝国采用情报搜集与外交条约推进互为配合的在华扩张方式的典型性和关键性胜利。《中英烟台条约》“另议专条”规定：“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偏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当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该条款“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表明英国人可从由川入藏的门户康定进入康藏地区，意味着他们可自由进出康藏并涉足其各地，也意味着他们可从南北两条主要的茶马古道穿越康藏而入西藏。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西藏各地；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318国道），再由昌都通向西藏各地。“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则是英国企图打通由中国西南、西北等地进藏并通往印度的商路的直接体现。由此可见，《中英烟台条约》订立后康定和康藏地区对英国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价值。该条约的订立又从外交协议上使英国人获得进入康藏与西藏地域考察并搜集情报的合法权利。

三、《中英烟台条约》订立后西方人进入康定的考察热

从《中英烟台条约》订立后的次年起，以英国人为主的西方强国的考察者们陆续抵达由川入藏的门户康定城，企图前往康藏各地进行各种考察。可以说，西方列强在康藏地区以考察的形式展开了角逐。其中，英国官方人士的考察尤为突出，如1877年英国军官兼地理学家吉为哩（W.Gill）、1878年英国驻重庆代表贝德禄（E.C.Baber）、1882年英印间谍A—K、1882－1884年间英国驻成都总领事谢立山（A.Hosie）、1898年英国驻重庆领事助理烈敦（G.Litton）、1899年英国远东情报分局长德威施（H.Davies）等官方人士进入康藏考察并在康定逗留。尤其是德威施率队对英国拟在云南修建铁路，从而链接起长江流域与印度的项目进行可行性考察，从云南北上康藏并抵达康定，随后在川西数地考察，继续补充和发挥唐古巴的计划。英国非官方考察者主要去从事动植物标本采集、地理勘测、为宣教探路等活动，如基督教内地会（CIM）贾美仁（J.Cameron）和女传教士戴如意（A.R.Taylor），加拿大籍传教士凌苏珊（S.C.Rijnhart），博物学家普拉特（A.E.Pratt）和威尔森（E.H.Wilson）等人。1877-1913年间英国之外进入康定等康藏数地的其他主要西方考察者有：法国奥尔良亲王亨利（Prince Henri of Orléans）和彭法乐（G.Bonvalot）、法国探险家鲍宁（M.C.E.Bonin）、美国外交官柔克义（W.W.Rockhill）、奥匈帝国摄政义伯爵（Count Béla Széchenyi）、在康藏测量和绘制地图的德国政府官员塔夫（H.Tafel）、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西藏探险队队长科兹洛夫（P.K.Kozloff）一行、俄国普塔宁（G.Potanin）所率地质学家、开矿工程师以及几名大学教授等。总之，该时期西方人的考察包括商贸、民族学、人类学、地质地理考察、铁路修建勘探、动植物收集与考察等，种类繁多。他们记述了详细的考察过程；部分考察者绘有路线图或插图或拍摄了照片；部分人将藏区各种珍稀动植物品种与标本带回西方。部分考察直接反映了西方强国对我国西南边疆的觊觎；尤其是英国官方考察者及其活动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大量实际的情报。以边茶贸易为例，唐古巴之后，进入康定的几乎所有英国官方人士都在不断收集川茶输藏的信息，情报越来越全面和精细，最后几乎都落实到印茶入藏问题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英两国之间在印茶入藏问题上争持不下，就因两国都很清楚，如果印茶取代了川茶输藏，“英国就会实现先是垄断西藏的命脉，接着吞并西藏的野心”。

四、外交推进与1913-1922年英国驻康定领事身处康藏前沿的情报搜集

（一）外交推进的两种手法

以往国内学界认为，1913年英国政府要求成都总领事馆在康定开设分馆是出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阴谋”；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在华推进侵略扩张的方式看，这其实是英国一贯采用的手法和套路，可谓“阳谋”。

英国一方面不断派员进入西藏和康藏地区进行全面的考察，另一方面企图通过两种主要的外交手段实现对西藏和康藏地区的侵略与控制。

一种是英国侵略中国所采取的惯用手段，即以种种理由逼迫中国政府签订所谓的“外交条约”。譬如，早在19世纪80年代，外交官贝德禄便提出英国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在西藏实现经济侵略的目的。他发现西藏与周边国家之间当时已有相当广泛的私下贸易往来，输入西藏的物品种类繁多，“甚至远达东端的打箭炉，都使用卢比并可见许多印度和欧洲出产的物品”，然而又发现“外交关系尚未能在距离最近的拉萨政府管辖范围内有突破”，因而警告英国政府：“除非这种外交关系得以建立并保持，否则阿萨姆茶叶将无法打入西藏境内任何一个市场。”他还指出须消除中国驻藏大臣和西藏大活佛们在印茶入藏方面的不利影响，否则“无论勘察队的组织有多完善、装备有多精良，对贸易获利都将无用”。尽管贝氏清楚地意识到印茶输藏有数种不利因素，但仍极力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促成：“若能通过互换条约并引入外交机制来使条约产生有效行动”，如果手段得当，那么部分藏人就会欢迎印茶等商品销入西藏的市场。

另一种外交手段即是通过在所觊觎的地区和重要城市设立领事馆并派外交官开展实地调研。英国在用外交协议取得推进殖民扩张的关键性胜利后，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旋即派出外交人员到新拓展的地区赴任，即通过利用所获进入中国中西部陌生区域的权利，入驻该区域的某些城市，进行广泛的实地调研，为下一步殖民扩张行动做准备。与康定直接相关的就是，英国外交官入驻四川后已进行了大量调研，从中产生了进一步向康定扩张的需求。具体讲，《中英烟台条约》条款写明：“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察看川省英商事宜。”英国便可自由派外交官入驻重庆并考察英国在川未来开展贸易的形势。因而，1877年至民国初年英国驻川外交官谢立山在西南几省和川西康藏等地区经过长期、多次广泛深入的考察后，成为大英帝国最有权威的“四川通”。1890年中英订立的《烟台条约续增专约》含开四川重庆为商埠条款的出现则“顺理成章”。在四川已建立的中英外交关系基础上，民国初期英国在四川省所辖康定设立领事馆分馆，其用意和外交推进的手法也显而易见，即是为了利用外交官身处康藏前沿的特殊优势，进一步考察与搜集情报，直接为英国侵略西藏和整个西南边疆服务。这从19世纪后期至民初一段时期英国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并动用武力、陆续订立了系列不平等涉藏条约明显可见。由此可见英国所采用的外交进路与情报搜集互为配合、互为推进。

（二）康定领事分馆三位领事的活动

康定自古以来为由川入藏的咽喉，茶马古道上藏汉结合的重镇，康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国西部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1913—1922年康定领事分馆存在期间，英国先后派去四任、共计三位领事官。下面就其考察并搜集情报的重要活动做一概述。

1.第一任和第四任领事金路易（或庆路易，Louis King）

1913年英国政府出于侵略西藏的配合行动的需要，要求成都总领事馆在康定开设分馆，成都总领事馆派金路易赴康定。他被英政府正式任命为“英国驻康定领事”（His Majesty’s Consul at Tachienlu）。1913—1916、1919—1922年金路易在康定任职5年，1921年英国驻华公使馆认为康定领事馆已无存在必要，便将其召回。金路易退休后，将自己在康定的经历写成《动荡的中国：人物研究》一书，分章详述了陈遐龄、陈步三、明正土司、彭日升、尹昌衡、噶伦喇嘛等康藏和西藏政要们事迹及当时动荡的局势和军政重大事件以及金路易本人的一些见证和参与。譬如，1914年川军的川边第一旅被革职的前营长陈步三发起暴动，率叛军攻入康定县城并抢劫商铺，康定地方官请求金路易二度居中调停，与叛兵谈判，使康定县城免遭毁灭。1917—1918年康藏纠纷结束后川边局势暂时处于平稳期，为期1年的停战协定届满，康藏局势紧张起来，汉藏之间的武装冲突随时可能再发。藏军首领噶伦喇嘛强巴丹达就牵涉汉藏军队双方的军事事务征求金路易的意见。金路易提供的意见所发挥的作用“给汉藏边界地区的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根据自己身处康藏的切身体会，最后就英国侵略西藏的问题得出自己的看法：“西藏根本不值得大不列颠政府以巨大的外交代价为自己确保其成为更广阔的边疆。”这一观点与积极建议侵略西藏的英印政府官员的主流看法截然相反，故未受重视。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入康藏考察的英印官员的各种报告与主张相对比，金路易在康定任领事期间虽然精通汉藏语，竭力维护英帝国的利益，但显然没有在侵藏方面尽可能地发挥符合英帝国扩张利益需要的、身处康藏前沿的外交官的优势，没有为英帝国提供进一步推进侵略西藏的积极建议。尽管如此，从1919年10月至1920年夏，金路易前往康藏与西藏边界地区考察，在康藏南部的滇藏边界发现了很多“尚无人知的地形地势”，为英国搜集了更多实际的知识和情报。

2.第二任领事郭立实（或科尔斯、柯列士，Oliver Coales）

1915年金路易离开康定时，英国显然在挑选下一任驻康定领事时吸取了教训，挑选了既有领事经验又进行过大量地理测绘的郭立实赴康定任职。在这之前，郭立实于1910年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考察：从华东到华西并横穿四川、甘肃、新疆，直至抵达西伯利亚铁路线之处。他在沿途进行了大量的地理测绘。1911年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911—1913被任命为英国驻广西梧州领事，1913—1914年任上海领事。1915—1917年郭立实在康定担任两年领事期间，从东向西穿过康藏地区，进入西藏，做了一次长途大考察。1916年底至1917年初，他从康定出发，经过甘孜、德格、昌都到达类乌齐，再返回昌都，又经乍丫、宁静、巴塘、德格、甘孜等地返回康定。考察期间尤其对以往鲜有西方人到过的雅砻江、怒江流域的一些地带进行了测绘。随后他撰写了《藏东》与《藏东经济笔记》两文，1919年连续发表在皇家《地理杂志》两期上。长达27页的《藏东》一文详述了他据自己亲身经历和考察所了解到的康藏地区的地位、主要民族和人口构成、藏族土司体系等社会状况、历史概况以及清末以来平定乡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等重大事件。他还对当时的打箭炉、蒙古人后裔所聚居的甘孜、德格等康藏要地做了详细介绍。除文字记述外，他绘制了从康定至昌都的路线草图，插入了反映康藏和西藏的山河地貌、城市、喇嘛寺等照片。《藏东经济笔记》实为《藏东》一文续篇，专论康藏地区的藏族与内地汉人之间的各种商品和矿产的贸易。郭立实强调其文后所附路线图对西方的地图绘制来讲有以下新贡献：从德格贡呈至昌都的路线，以前虽有西方人经过，但从未在西方的地图上标明；昌都至巴塘的路线，先前虽有法国天主教神父古伯察、美国前外交官柔克义、英国军官鲍威尔上将旅行过，但几乎未曾出现在地图上；巴塘至德格贡呈的路线从未在西方人的地图上具体标明。两文结合起来，可见其所涉足的地点甚多。除在康南涉足甚少之外，他对北纬30度以北的康藏地带涉足广泛，考察内容十分细致和全面，尤其在经济与地理测绘方面为英国政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3.第三任领事台克满（汉名赵锡孟，Eric Teichman）

1917年台克满以调查鸦片烟运销情形为由进入四川和康定，后留在康定任领事。1917年秋边军与西藏地方军队之间突发武装冲突，形成民国以来第二次“康藏纠纷”。1918年春，康藏纠纷期间的战争进行十分激烈，台克满在未获得川边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许可下，私自从康定出发，翻过折多山，经甘孜北上青海，绕道入藏，抵达藏军首领所驻地昌都、巴塘等地。接着他从英国的利益出发，插手康藏纠纷，设法控制康藏议和的局面，企图使康藏纠纷的解决最终有利于英国。1918年8月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派员与藏方交涉，进入议和阶段。台克满则以调解为名，到达昌都，拿出自己事先起草的停战协议草案并促使汉藏双方签约，然而该停战协约未获陈遐龄认可。台克满随后在所撰专著《西藏东部旅行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期间考察并插手康藏军事纠纷的经历。此外，他对所经康藏、西藏等地区沿途地理、民俗、宗教、物产、政军等情形的记述极为详尽。该书可谓西方人所撰有关康藏的一部“权威”作品。他还将康藏地理考察和测量结果撰为《穿越康藏地区（藏东）》一文，发表于皇家《地理学刊》。

总之，三位驻康定的领事从自然与人文、地理与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为英国搜集了大量情报。他们所处的康藏前沿优势、所参与的康藏地方重大事件的深度与广泛性是从康定、巴塘等康藏要地走马观花式旅行而过的考察者无法比拟的。

余 论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侵略西藏以及整个中国西南边疆的活动以英国为主导。而大英帝国极为重视对中国西南广袤、陌生地域的实地考察，采用了从调研中不断搜集充分、准确、可靠的情报与外交手段紧密配合的方式，推进对我国西藏以及整个西南边疆的扩张行动。因此，英国在重庆、成都设领事馆后，又派外交官前往川藏门户康定进一步开拓。倘若不是20世纪10年代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参战国的英国无暇东顾，很难想象，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直在图谋西藏以及整个西南边疆的英国是否会在民国初期逼迫中国政府达成割让中国西南边疆领土的明文条约。

百余年前，英国就极为重视通过获得具体的实证数据作为英帝国对华扩张的依据并配以外交手段。今天在全球已进入信息革命和信息化的时代，本文所述这段历史是否能在重视数据搜集和处理、重视信息对国家内政外交的作用等方面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呢？就国家治理而言，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和重点。一方面，在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手段和成果来处理政务并进行决策方面、在信息化和科学化社会管理与服务方面，边疆的治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难题和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边疆地区的数据安全问题既面临极大挑战又亟待处理。今天边疆地区的安全，除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内容之外，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数据安全。信息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大数据转化为信息和知识的速度与能力已成为当今国家的一项核心竞争力。因而，数据安全是边疆地区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康藏与西藏，“安康”与“稳藏”是治边的重难点。在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各种分裂势力或明或暗的活动背景下，目前从事与边疆地区的数据有关工作和活动的专业人员存在数量大、来源与构成复杂、真实身份和采集数据的意图难以摸清等特点，西南边疆地区的数据安全面临极大挑战。为此，我们必须汲取近代英国以情报搜集与外交推进互为结合的手段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教训，从以下方面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的数据安全。

首先，必须高度重视边疆地区大数据在采集和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防患于未然。反映边疆地区自然、人文、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状况的数据纷繁复杂，数据的采集行为和活动本身就涉及安全问题。对于不同性质和种类的数据，分开来看或许并不涉及安全问题，但生产为大数据之后或一段时期之后，不断增加的巨大数据体量很可能就发展为威胁一个范围、甚至较大面积的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数据采集活动作为数据安全的一个主要源头，我们必须首先重视数据采集和生产的安全性。尤其是在涉藏领域，除了政府部门的数据采集外，涉及境外人员参与的采集和加工数据的活动，必须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鉴别对数据安全存在威胁、构成人员复杂的采集活动和机构？二是采集后的数据是否存在无法控制、暗中的跨境流动可能性和使用？后者涉及一个国家主体对数据的管控权或“数据主权”的新问题。

其次，必须高度重视边疆地区大数据储存的安全。大数据具有数据体量巨大、类型多样、云计算为大数据提供实时应用环境等基本特征。互联网和多媒体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不同于过去二维结构数据的多种类型的新数据（如视频、音频、图片、邮件、HTML、RFID、GPS和传感器等产生的数据）已占数据总量的80%以上。大数据的发展使信息的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这便不断增加了隐私数据和敏感信息被泄露的风险和可能性，将直接影响边疆地区和边疆社会的稳定。

第三，边疆地区数据安全的特殊性。就政府数据而言，公民的知情权等原因要求政府的信息和数据公开化和透明化，须向社会公开信息和开放数据，然而，“政府数据中包含大量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其他涉密内容，一旦被泄露或滥用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数据危机，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个人隐私。”这一势态在边疆地区有可能更为严峻。就藏区而言，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数据管理和咨询机构。该机构可由涉藏问题专家、计算机技术专业人员、信息安全问题专家、自然和人文领域的专家等组成。由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来负责数据安全原则和具体措施的制定、数据的采集和生产安全、数据的安全审查和开放等，如，对藏区各级政府数据制定适用于藏区的开放数据清单，这样才能确保每个环节的数据安全。

最后，在大数据时代，无论各级政府部门或是各领域的专业人士，都急需接受数据安全的专门培训并增强数据安全的意识，这是边疆地区数据安全的根本保障。

【注】文章原载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