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份绝密资料揭露：入侵华为，监听德国总理，美国监控全球背后的谎言与真相

发布日期：2024-09-19 17:18

来源类型：王金云 | 作者：洪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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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智商犯罪”+“间谍”这两个关键词在大脑中搜索，你最先会想到谁？

是传统谍战电影三巨头：

《007》系列电影里，香车美女无数的英国军情六处老派绅士詹姆斯·邦德。

《碟中谍》系列里各种高科技和高难度动作都能来一遍的中情局王牌间谍伊森·亨特。

《谍影重重》里，仅凭一个瑞士银行账户就能把整个CIA高层搅得人仰马翻的失忆特工杰森·伯恩。

还是《飓风营救》里，为了救女儿，单枪匹马就能把整个欧洲黑帮连锅端的全知全能型退休特工、“史上最强老爸”连姆·尼森。

又或者是把名字取得丧心病狂的德国神剧《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里，由德国新生代实力派男星汤姆·席林饰演的现实生活中的矮穷矬弱鸡，却被全世界顶级黑客通缉的电脑天才。

不过，阿信今天要说的故事，精彩程度可能比上面五个加起来还多。

没错，可能你已经猜到了，他就是曝光了美国窃听丑闻“棱镜门”的主角：爱德华·斯诺登。

2013年6月，他首次从幕后走到了聚光灯下，向全世界公布了美国的秘密监控项目，“受害者”中不乏各国政要，比如说，德国总理默克尔。

但白宫当时就回应称，默克尔的手机“没有被监听”，“将来也不会被监听”。

But！就在几天前，丹麦媒体再次曝光了一条重磅新闻：

2012年至2014年间，美国一直都在与丹麦情报机构合作监控欧洲政要，但没有像之前郑重“承诺”过的那样，默克尔，再次中招。

与此同时，斯诺登在社交网络账号上也放出一枚重磅炸弹：事实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深度参与”了美国窃听盟友的计划，并且“从一开始就陷入丑闻之中”。

全球舆论再次炸锅。

时隔8年之后，斯诺登为什么还要揪住这件事情不放？他当初为什么要披露美国情报机构的绝密计划？这背后都有哪些不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故事？

看下去，你会发现：现实，远比电影中的想象更有想象力。

1、“斯诺登泄密事件”真正的幕后推动者

关于爱德华·斯诺登的故事，我们公众历史记忆中的起点，应该是在2013年6月5日和6日。

因为就是那两天，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先后向世界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监听项目，并公开了斯诺登的身份，随后在美国政府通缉下，斯诺登从香港一路辗转到俄罗斯避难。

虽然在斯诺登揭露“棱镜门”事件之前的3年，维基解密曾公开过25万份美国外交电文，但那次事件中所涉文件的保密等级不过都是属于“秘密”或“机密”。

而斯诺登爆料出的档案里几乎每一项都带有“绝密”标记，大部分都属于“敏感隔离信息”（SCI），很多文件中都包含代号、操作警示和代表着额外限制的访问权限。

用媒体的话来形容就是“所涉及的文件规模如此之大简直是闻所未闻”，堪称美国情报系统有史以来最为“致命”的泄密事件，美国情对斯诺登的怒火有多大可想而知。

但是，你所不了解的是，斯诺登这次的爆料，远不是把文件从工作的电脑里下载，偷偷拷贝进U盘里，然后回到家上传到公开的互联网上那么简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斯诺登只不过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那个孩子，而记者巴顿·格尔曼才是整个斯诺登泄密事件真正的“幕后完成者”。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要以其中一位的视角开始讲述，他就是巴顿·格尔曼，2020年，他写作的《美国黑镜》一书出版，书中他详细记述了斯诺登与他交往的秘辛，其中不少细节属于首次公布。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些甚至在斯诺登201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不曾谈及。”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得事先介绍一下这位巴顿·格尔曼是何许人也，为何斯诺登会选中他？

其实，早在斯诺登事件之前，格尔曼就已经是全美闻名的调查记者，他曾在揭露过“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任职21年，3度获得新闻界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奖”，还是艾美奖获奖记者。

对《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中的历史不太了解的，可以去看看梅姨和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华盛顿邮报》。

巴顿·格尔曼的日常报道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秘密外交政策、情报和战争。

“9·11”之后，由于着手调查时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发起的未经授权的本土监控项目“星风”计划而断送了职业生涯。

也是从那之后开始，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力的措施，威慑那些为他提供秘密信息的线人，使他们的身份暴露，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惩罚。

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巴顿·格尔曼不得不开始学习电子设备操作安全技术，并逐渐习惯使用加密技术和匿名代理。

他自嘲道：

我像个毒贩一样，用现金购买了一次性手机，然后意识到要把自己常用的手机关机，这样它才不会和一次性手机的行迹重合。

我就像是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越陷越深，逐步走上一条荒诞不经的道路。

正当他开始怀疑自己花费的这一番工夫是否值得时，一个自称Verax（拉丁语，意为“说真相者”）的人出现了。

我很欣赏你对操作安全，尤其是数字环境下的操作安全的重视。

从那时开始，格尔曼开始和这个名叫“Verax”的人通过加密软件通信，那是2013年春季，距离“棱镜门”事件被正式揭露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2、从“Verax”到爱德华·斯诺登

是2013年5月中下旬，Verax向格尔曼和纪录片导演劳拉·珀特阿斯发去了一份绝密资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一个月前刚更新过的一份演示文件。

即使是两位久经历练的职业媒体人也被文件中的那些术语搞得云山雾罩。

文件的核心内容已经非常明了：在一个化名“棱镜”（PRISM）的项目之下，美国国家安全局正从雅虎、谷歌、微软、脸书、苹果等公司的上万个用户账号中提取数据。

“棱镜”项目从那些互联网企业获取的信息量呈“持续性指数级增长”。

历届美国总统每天都会收到由情报部门提供的高度机密文件《总统每日简报》，其中汇总了美国情报界17 家组织和机构的最新工作内容。自2011 年以来，《总统每日简报》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信息来源就是“棱镜”项目。

在整个2012财年，美国总统收到的《总统每日简报》中共涉及8233篇文章，其中有20%引用的信息都是通过“棱镜”项目从那些美国互联网企业获取的。

美国国家安全局攻击并监听了华为公司网络，获得了客户资料、内部培训文件、内部电子邮件、甚至还有个别产品源代码。

格尔曼回忆说：

如果这份文件是真的（它看起来确实是真的），那么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极为罕见的东西——一份针对美国境内开展的情报活动的近乎实时的权威记录。

而这一情报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其公认的界限。

这是只有好莱坞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泄秘”事件：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的身份不明的线人，带来了一条震惊世人的独家新闻。现实中的新闻界，这种情况实在是极为罕见，以至很难让人们相信其真实性。

于是，格尔曼和Verax之间开始了一场反复拉锯的，间谍与反间谍测试，双方甚至不惜恶语相向、故意激怒对方，目的只有一个：确认对方是可以信赖的人。

格尔曼需要判断这个Verax究竟是他自己所声称的一名真正的“吹哨人”，还是用公共记录冒充内部信息的骗子，或者是一个兜售虚假阴谋的情报分析师，抑或是一名误解了某些无伤大雅的信息的一知半解的官员？

而在Verax看来，他也有担心的事情：把“棱镜”文件交给他之后，对方是否会在明确无疑的事实上含糊其词？怎么能确保他不会故意削弱事件的影响力，或者出于美国政府的要求而直接不予发布？

2013年，5月20日，双方的信任最终确立。

Verax 给格尔曼发过来一个超级大的文件包。里面有三个数字保险库，每一个都有单独的密码，而且一个嵌套着另一个，就像是俄罗斯套娃。

最外层的保险库标签为“Pandora”（潘多拉），它里面嵌着的保险库标签为“Verax”，“Verax”里面的保险库标签为“Journodrop”。

格尔曼将最后一个密码输进去之后，弹出了一个状态窗口，接着加密文档开始解密，这一操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束之后，格尔曼得到了一共8G的新文件。

在希腊神话里，“潘多拉”意味着“被赋予一切”。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Verax 为他的这份档案取名“潘多拉”，寓意正在于此，档案一旦公布于众，就无法撤回。

在顶层目录中，Verax留下了两个文本文件，文件名称还特意用了大写字母，分别是“README_ FIRST”（首先阅读）和“README_SECOND”（其次阅读）。

第一个文本文件是一份简介和宣言，共有1041个单词，开头就像是一段正在进行的对话：“在未来它会以追溯的方式被更改，目的就是损害我的信誉，我没有不良记录，也从未与人结仇。

在浮夸的言辞背后，是一个孤身承受巨大压力的年轻人：

在此之前，我一直过着舒适且安逸的特权生活，这种生活是由统治阶级一手打造的，人们一旦拥有就再难舍弃。

随着我不断向前，并逐渐了解到美国政策背后的危险真相——美国政策旨在将秘密的、不可抗拒的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少数人手里，我开始受困于人性之弱点。

我开始暗中与这些政策对抗，人性的自私让我心生恐惧，不断质问自己，一个人不惜放弃自己所珍视的一切，只为激起一点儿水花，这是否值得。

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我唯一的动机就是使公众知晓，美国政府打着公众的名义做了哪些事情，尤其是做了哪些对公众不利的事情。

美国政府与附庸国（主要是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即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密谋，打造了一个隐秘的、遍布世界各地的监控体系，没有人能从中逃脱。

他们通过保密和谎言，使本土的监控体系避开国内民众的监管，一旦密谋行动泄露，他们就过分强调对民众的保护，以平息民众的怒火，但他们所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且有选择性。

我以亲身经历告诉你们，这些保护可以在顷刻间被剥夺。

在这份说明的最后，他附上了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举动。Verax 就此退出，他的另一重身份从幕后走到台前，他就是：斯诺登。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社会安全号码：×××—×××—×××

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化名“戴夫·M. 丘奇亚德”

机构身份编号：2339176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高级顾问，以企业员工身份作为掩护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外勤人员，以外交人员身份作为掩护

美国国防情报局前讲师，以企业员工身份作为掩护

而就在格尔曼阅读完这最后一行文字的时刻，斯诺登已经到达香港。“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任何计划，”很久之后，他告诉格尔曼，“我的剧本终结于此。”

3、美国两代“吹哨人”之间的对话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相信，要想监控敌人的一举一动，就得先把监控的目标转向自己的国民。

于是，一个监控型国家崛起。

与几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数字公地被新型电子监控手段入侵，所有人都被卷入众多潜在的风险之中。按照这种思路，接下来政府打着公众名号的所作所为就绝不能为公众所知晓。监控与保密总是相伴相生。

情报机构一旦摆脱了旧有约束，就仿佛置身于一面单面镜背后。监视者可以透过镜子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而我们对于镜子背后的他们却丝毫不知。

这也是格尔曼《美国黑镜》一书书名的由来。

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面镜子的“真身”。这座由深蓝色反光玻璃覆裹的11层办公大楼俨然像一个“法拉第笼”，能够屏蔽一切电磁波干扰，保护大楼里那些监视者的秘密不被外泄。

是斯诺登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监视者的存在。他以一种极为悲壮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雇主，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监控机制的存在。

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在其战略文件中将这个时代称为“信号情报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因为斯诺登，人们才得以记录其背后的起源。

如今，海量的人际互动已经转向数字领域。美国国家安全局投入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旨在从全球通信网络“主动脉”中批量、无差别地搜集信息。

对于斯诺顿泄密事件，格尔曼认为斯诺登的功远大于过，尽管他的爆料可能甚至必然会导致情报信息的丢失。

另外，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斯诺登是为俄罗斯政府服务，连美国官方也从未声称握有证据。

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事件”中的“吹哨人”、 原国防部分析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寄去了一份共有七千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保密文件，揭穿了先后两位总统的谎言。

埃尔斯伯格就此成为持异见者的代表，四十年后他坐在一台借来的笔记本电脑前与斯诺登对话，埃尔斯伯格说：“我等了四十年，就希望能够找到像你这样的人。”

对话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是：世界上存在这么多政府罪行、这么多秘密，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揭露真相？

斯诺登说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舍得放弃眼前的安逸生活，而他对生活的欲望不多。

埃尔斯伯格认为斯诺登只给出了一半的答案，应该补充的是他们不想进监狱，不想失去现有的工作。

而格尔曼还发现更重要的是，“吹哨人”与他们身边的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能容忍空有信仰而不采取行动。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他们拒绝转移自己的视线。

还记得，美国曾煽动欧洲共同应对中国，最典型的就是抵制中国企业华为。

也许就是害怕，一旦在5G时代，美国科技企业失去了对世界范围内信息控制权，也将丧失对监控全球的情报体系的控制权吧？

斯诺登事件的真正效应是改变了大众文化。

它在法律、外交、政治和立法层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现行的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是私营部门要求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规模监控技术进行更有力的抵制。

但正如斯诺登在俄国接受格尔曼采访时说的：

“我并不想改变这个社会，我只是想让它有机会自己做出改变。我坚决拥护知情同意原则。但在我看来，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偏离了这一原则。”